6月7日，徐悲鸿创作的油画《愚公移山》第一稿和第二稿首次相聚在徐悲鸿纪念馆，漂泊海外65载的第一稿终于回京并公开亮相。
      第一稿尺寸小很多，但保存完好，色调更为明丽。而现在悬挂于纪念馆中的第二稿是由徐悲鸿辗转从新加坡带回国的，但其破损严重，经过专家的努力修复，才有了如今的模样。在徐悲鸿油画《愚公移山》作品观摩与学术研讨会上，徐悲鸿遗孀廖静文、儿子徐庆平就《愚公移山》的动人故事娓娓道来。
为抗日筹款而创作
      油画《愚公移山》之所以如此备受瞩目与其戏剧性的创作背景和传奇经历不无关系。
      1938年，徐悲鸿受印度著名大诗人泰戈尔邀请，去印度写生。他携带了大批作品离开重庆，一路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开筹赈展览会。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南洋各地热爱祖国的侨胞，对徐悲鸿极富爱国主义情怀的画作和他筹赈画展的举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筹赈画展结束后，徐悲鸿将他在印度和其他国家举行画展所得金额约10万美元，全部捐出，通过中国银行汇往国内，以救济难民和为中国军队制作冬衣。用于抗日救亡。
      1939年11月，徐悲鸿应印度诗哲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12月6日，经仰光、加尔各达，抵达泰戈尔命名“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
      1940年2月，发生了一件轰动印度的大事，甘地到尼克坦访问泰戈尔。在焚香献花，歌唱祈祷的欢迎仪式上，泰戈尔向甘地引见了徐悲鸿。为甘地画像之时，徐悲鸿从这位不屈不挠地为民族独立奋斗的印度灵魂人物的身上，隐约看见愚公的影像，充满激情地开始创作《愚公移山》草稿与人物写生。
      后人撰文称：愚公移山的故事，徐构思已久，为甘地画像中，从这位独立之印度的灵魂的身上，看见了愚公的影像。
为了创作《愚公移山》，1940年4月1日，徐悲鸿抵达喜马拉雅山的大吉岭，用随身携带的笔和纸绘画沿途景象。5月，深入喜马拉雅山靠近锡金边境的法鲁，骑马盘旋于万丈悬崖峭壁之山路，并作诗咏怀，“羊肠小径穿云上，辜负良工凿路功。”旅途晚间，徐悲鸿燃灯作画不辍，《愚公移山》的构思，渐臻成熟。
      此后，徐悲鸿作了《愚公移山》草稿与人物写生数十幅。   
      有记载说，1940年8月24日下午1时，徐悲鸿开始绘画《愚公移山》草图。此前曾先后绘制了30余幅草稿。一月之后，草图即将完毕之时，天气变得酷热。为完成巨帧《愚公移山》，徐悲鸿迁至可以远眺珠穆朗玛峰的大吉岭。11月，完成巨幅设色水墨画《愚公移山》，回到国际大学，创作了油画《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三个版本
据徐悲鸿夫人、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先生回忆：徐悲鸿曾创作过两幅《愚公移山》油画，翰海春季拍卖的《愚公移山》是第一稿，徐悲鸿纪念馆存藏的一幅高2米、宽4米的《愚公移山》为第二稿。后者文革中卷放于潮湿的房间，颜色脱落。四十余年间，曾多次与法国等油画修复专家联系，专家均表示，修复艰难，亦无把握恢复原貌。
      因此，廖静文馆长称：如果馆藏的《愚公移山》不能修复；翰海拍卖的《愚公移山》，将是徐悲鸿留世的保存良好的《愚公移山》油画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从徐悲鸿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愚公移山》至少有三个版本：设色水墨画《愚公移山》、《愚公移山》素描、《愚公移山》第一稿和《愚公移山》第二稿。
      旅印期间，与油画《愚公移山》同一时期，徐悲鸿还创作了《泰戈尔》、《群马》、《奔马》以及《甘地》、《喜马拉雅山》、《息难教长老》等速写、素描，美术史学界定位为“徐悲鸿艺术创作之顶峰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品，是徐悲鸿艺术丰碑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徐悲鸿藏宝记
      1940年11月，徐悲鸿告别泰戈尔，返回新加坡，继续举办画展，为国内的抗战筹款。
1941年4月，美国援华联合会以及著名作家林语堂、赛珍珠盛邀徐悲鸿赴美举办画展。11月，徐悲鸿将画展目录、参展作品照片寄住美国的同时，数百幅参展作品，交船运公司运往美国，其余的参展作品装箱待运。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日凌晨4时，新加坡遭日机空袭，15日，槟城陷落，日军兵临狮城。
      进退两难的徐悲鸿，将数十年积藏的百余箱古代书画、近代名家书画、文玩、陶瓷、古籍善本以及数十年间创作的书画，分藏于新加坡的友人韩槐准的红毛丹园和黄曼士的百扇斋。
1941年12月底，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徐悲鸿迁居罗弄泉的崇文学校。该校由福建安溪会馆创办，校长钟青海善书法，与徐悲鸿相识。
      眼见狮城危在旦夕，徐悲鸿与黄曼士等人商议，连夜将原藏于黄曼士百扇斋的绘画、书籍、碑帖、文玩、印章以及包括《愚公移山)在内的几十幅油画，运至罗弄泉，分装于皮蛋缸中，埋于一枯井之内。
      1942年1月，徐悲鸿携包括国画《愚公移山》、油画《田横五百士》在内的1000幅作品，登上沦陷前开往印度的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新加坡。据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先生回忆，1945年9月，黄曼士、林金升、钟青海三人挖出藏于枯井的书画珍玩，并致涵徐悲鸿。徐悲鸿回信表示：“感谢钟校长保护枯井所藏三年又八个月，请任选取一件藏画”。钟青海挑选了油画《愚公移山》。
      1953年徐悲鸿病逝。次年2月，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与南洋美专、南洋学会、中国学会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办“徐悲鸿遗作展”，展出了浩劫幸存于新加坡的油画《愚公移山》等80余幅徐悲鸿遗作。
裸体的印度人形象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愚公移山》这一中国传统寓言故事，不管是国画还是油画，都选用了裸体的形象，而且这些形象与传统的中国画家描绘出来的形象不一样，却有些印度人的特点呢?
      疑问的答案，还在作品中。
      上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美术一直纠缠于中西之学何为体与用的争论中。《愚公移山》开创性地打破了体与用的对立僵局，采用国画的白描手法，勾勒人物外形轮廓，以西法绘画衣纹、人体肌肉、树草山石，最为出人意料的是，破天荒地取用印度男模特，并直接以全裸表现。以“形准”而论，徐悲鸿超过了身前的任何一位画家，这一成就，赋予《愚公移山》划时代的意义。
      这一“中西合璧”，强化了神话传说的原始、朴素的生命力量，产生一种奇特的艺术效果：即异国之形象，内在精神乃中华儿女之本象。
      这也是为什么《愚公移山》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寓言画中，一批不屈不挠的民生群像却是一系列带有印度人特点。
漫漫回家路
      “这是我第五次见到这幅油画。”徐悲鸿的儿子徐庆平感慨万千地说，自从他在新加坡徐悲鸿友人后代的家中首次见到此画后，此画又经历了多次转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油画《愚公移山》曾在苏富比拍卖中作为图录封面出现，被新加坡收藏家购得。九十年代，此作品在苏富比再次起拍，一次比一次反响强烈。1992年3月22日，《愚公移山》出现于台北苏富比拍卖会，为黄任中拍得，以550万台币成交，当时于台湾的轰动程度可想而知。事隔7年，油画《愚公移山》再次亮相苏富比秋季拍卖会，并以图录封面的重量级形象出现，最终被在台北、台中、台南拥有三家画廊，并长期专心致力于前辈油画家作品的索卡画廊的老板萧富元以600万台币购得，成为台湾艺术界的又一件幸事。
      2000年11月，油画《愚公移山》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在“嘉德在线”举行网络拍卖，并打破了网络不能成交高价艺术品的神话。遗憾的是，国宝《愚公移山》未能回归祖国，再次流出海外。
      这次，瀚海拍卖公司再度征集到这件中国美术史上的代表作品，已经引起了海内外藏家的关注。据悉，这件油画作品被定位于“徐悲鸿艺术顶峰时期的经典代表作，是徐悲鸿艺术丰碑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由于特殊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其拍卖价格很可能再创徐悲鸿作品拍卖新纪录。

编者按：油画巨作《愚公移山》第一稿，是宜兴籍画坛大师徐悲鸿先生艺术顶峰时期的经典代表作，也是徐悲鸿先生爱国情怀的生动写照。今年6月25日在拍卖中被北京市文物局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买下，创下了迄今为止中国油画的国内拍卖最高价。至此，这幅流落海外65年、命运多舛的《愚公移山》，终于回到徐悲鸿纪念馆，实现三幅同名同作团圆，“比邻而居”，使徐悲鸿作品收藏更加完整，更具重大文化价值。现将刊登于今年6月15日《人民政协报》上的“《愚公移山》的前世今生”一文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杨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