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毫村人。“少清癯，而腮须侵淫及颧准，士大夫号陈髯。”（见《国朝先正事略》）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祖父陈于廷，明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崇祯初年任左都御史，为东林党的中坚人物。其父陈贞慧，诸生，以气节著称，为明末四公子之一。
      陈维崧早年曾师事著名爱国诗人陈子龙。10岁时，代其祖父拟《杨忠烈像赞》，即以文思敏捷、文采斐然而博得众亲朋的赞赏。14岁，受业于吴应箕（字次尾，号楼山先生），所作史论屡受楼山赞扬，认为是良史之才。17岁即“补邑博士弟子员”。其时，宜兴成立“秋水社”，参加的都是邑中有名望的文人，维崧年龄最轻，也应邀参加。之后，吴门、云间、常州、润州等地大兴文会，他即席赋诗数十韵；有时作记序，用六朝排比，骈四俪六，顷刻千言，佳丽无比，诸名士皆惊为神笔。他和吴江吴兆骞、云间彭师度被大诗人吴伟业誉为“江左三凤凰”。许多著名诗人、古文家如王士祯、朱彝尊、顾贞观、魏淑子和姜西溟等争与为友，时相过从，声名益隆。31岁（顺治二十年）时，他出应乡试，不中，心中郁郁不乐，又逢其父病逝，仇家相逼，家道中落，乃外出飘游以资糊口。此时维崧已驰名词坛，故所到之处，车马填巷，名公贵人争相接待。龚鼎孳、侯朝宗、冒辟疆等，对维崧均极推爱。他落拓不羁，重义气，轻财货，乐于助人。所谓“视钱帛如土。每出游馈遗，随手尽，垂橐而归。归无资，命令质衣物供用。至无可质，辄复游，率以为常”（见《国朝先正事略》卷卅九）。“文如其人”，维崧词之所以能直抒胸臆而无所顾忌，当与其豪宕不羁的性格有关。
      陈维崧外出游历期间，曾在如皋冒辟疆水绘园前后住8年。后来他由河南入都。据传载，曾与朱彝尊合刻一稿，名《朱陈村词》，辗转传至宫中，名益大噪。康熙十八年（1679），由大司马宋德宜推荐，他应试博学词科。这次“鸿博”应征与试者143人，计取中彭孙遹、陈维崧、朱彝尊、毛奇龄、施润章、尤侗等50人。维崧以《璇玑玉衡赋》中旨，名列一等第十名，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编修《明史》，3年后病逝。死时旅舍萧条，无以为葬，全赖在京契友资助收殓，始得归葬故乡毫村。他一生著作极丰，有《湖海楼集》50卷、《陈检讨四六》20卷、《四六金鍼》1卷，并编成《箧衍集》12卷等。
      陈维崧学识渊博，才思敏捷，对骈文和倚声之学尤为精通。他的《湖海楼词集》凡30卷，计小令、中调、长调，共416调，1629阕。篇什之富，古今词人无出其右者。其词才气横溢，豪宕雄迈，既上承南宋末年宜兴籍著名词人蒋捷《竹山词》的风调，更继承了苏辛豪放雄健的艺术特色，并兼有秦、柳、姜、史之长。晚清词学家陈廷焯在《云韶集》中说：“词至国朝，至追两宋而等而上之，作者如林，要以竹垞、其年为冠。”清宜兴籍词人蒋景祁在《陈检讨词钞序》中说：“读先生之词，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以为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亦可。”高佑钅己序其《湖海楼词》云：“纵横变化，无美不臻。铜琶铁板，残丹晓风，兼长并擅。其新警处往往为古人所不经道，是为词学中绝唱。”这些，均高度赞扬了维崧善于采集百家之长，不仅善作豪放词，于缠绵婉约之作亦颇精工，堪称豪雄温婉兼而有之的一代大家。

（二）
      陈维崧主张词应“存经存史”，要有所寄托，要能“入微出厚”，所以他的词多抒发怆怀故国之情，身世飘零之感。这是维崧词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夏初临·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初孟载韵）》一词下阕云：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划残竹粉，旧愁写向阑西。惆怅移时，镇无聊，掐损蔷薇。许谁知?细柳新蒲，都付鹃啼。按甲申年（1644）三月十九日为明崇祯帝自缢煤山之日，癸丑年为康熙十二年（1673），距甲申之变正好是第30个年头。维崧以淡笔写深哀，沉郁之情蕴含于字里行间，这就是所谓“入微出厚”，“存经存史”。又如《水龙吟·江行望秣陵作》上阕云：轻舟夜翦秋江，西风鳞甲生江面。瓦官阁下，方山亭外，惊涛雪片。一带江山，千寻铁锁，等闲烧断。只波间皓月，流光欲下，旧曾照，金陵县。这是因江行望见南京（古称秣陵），念及乙酉年（1645）五月南都失守，因而借此抒发了对弘光王朝覆亡之痛。
      由于维崧从小就受到了正直讲气节的家庭教育，因而他的词爱憎分明有褒有贬，既歌颂了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又鞭挞了误国权奸和降清的叛将，同时也有力地揭露了清廷的暴政和清兵的暴行，对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是维崧词的重要特点之二。如《贺新郎·蘧庵先生五日有鱼酒之饷醉后填词》，痛悼民族英雄史可法在扬州抗清殉国的壮烈行为，着墨不多，哀思沉至。他的《扬州慢·送史蘧庵之广陵》亦为悼念史可法之作。又永历六年（1652），清兵南陷柳州，朱南池阖门30口殉节于北流县的黎村，为此他又写下《贺新郎·挽骥沙朱南池先生》一词，对南明义士朱南池表示了沉痛的哀悼，进行了热情的歌颂。
      维崧讥刺权奸叛将之作亦不少。其《望海潮·题马贵阳画册》辛辣地嘲讽了投降满清，造成南都覆亡悲剧的弘光王朝佞臣马士英。其《洞仙歌·途次曹县》一词讥讽刘泽清投敌，换取封侯，如今也“绣戟牙幢，一时俱换”。《贺新郎·感事》一词讽刺叛将马逢知虽煊赫一时，但最后只落得“仰药一朝身死”，“红粉成灰高楼烬”的可耻下场。
      《贺新郎·纤夫词》则是维崧词中揭露清廷暴政和对灾难中的人民寄予无限同情的代表作。这首词描绘了满清统治者为了“真王拜印”，征发10万民夫拉纤，弄得乡里骚然，鸡犬不宁，丁男病妇，临歧诀别，纤夫受尽虐待，悲痛无处控诉的凄惨情景。“神佑我，归田亩”，在祈祷声中表达了农家多少痛苦的期待和多少哀怨!《南乡子·江南杂咏》六首，则以饱含深情的笔触，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清兵入关后江南人民的苦难生活。如此等等，反映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陈维崧还写了不少寄托遥深的咏物词和文辞优美的反映宜兴风光的词。这是维崧词的第三个重要特点。《醉落魄·咏鹰》可看作维崧咏物词的代表。词云：寒山几堵，风低削碎中原路，秋空一碧无今古。醉袒貂裘，略记寻呼处。      男儿身手和谁赌?老来猛气还轩举。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作者托物寄怀，抒发了自己年华虽老、意气未衰的感慨，并以狐兔比喻那种残害人民的贪官污吏，恨没有人出来除残去暴，象雄鹰追逐狐兔一般。词气豪迈踔厉，隐隐透露出词人的愤懑与不平，此词与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具有同样的豪放气概。维崧写宜兴风光的词作，尤为引人注目。如《蝶恋花·六月词》三首极富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试看第一首：六月荆南村贴水，蒲苇成丛，屋旁渔庄尾。溘溘野风波面起，湖梢直灌桥门里。          白发老翁无个事，掩罢柴扉，选块荫凉地。招手老妻牵稚子，团团听话隋唐戏。这首词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和轻快的笔调给我们勾勒了一幅六月荆南的风情画，有事有人，情景交融，读起来饶有情味。其他如《醉乡春·咏茶花》、《浣溪沙·癸丑东溪雨中修禊》、《双溪竹枝词》、《秋夜月·蛟桥望月》、《催雪·秋日过城南显亲寺》、《贺新郎·登龙池绝顶凭虚阁同云臣远公赋》等，均渗透着词人对家乡山水的一片深情，都是歌咏阳羡山水风光的佳篇。
      在表现手法上，维崧的词或以淡笔作白描，或以重采作渲染，或以议论为词，或以散文为词，或以问答为词，多采多姿，令人目不暇接。如《蝶恋花·六月词》中有“一望风荷兼两芰，才见钱钱，又早田田矣。剥罢莲蓬何处使，接来做个人儿戏”和“长日经营无好计，枕上诗成，记又无头尾。且拾厨中青鸭子，糊他一盏萤灯戏”两节，写得明白如话，作者不假雕饰，只是按真情娓娓叙来，亲切感人，富有生活气息。在语言上则如其弟陈宗石所说：“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甚至俚语巷谈，一经点化，居然典雅，真有意到笔随，春风物化之妙。”（见《〈湖海楼词〉序》）又如“白雁横空如箭叫，叫尽古今豪杰。都只被江山磨灭”（《念奴娇·秋夜呈芝麓先生》）。“一派灰飞官渡火，五更霜洒中原血。”（《满江红·自封丘北岸渡河至汴梁》）用字精巧，意境恢宏深邃，于唏吁感叹之中，溶进了无限的沧桑之感，给人以咀嚼不尽的余味。维崧词还有许多纵横变幻、飘逸雄奇之笔，令人称赏不已。如《贺新郎·双鱼问为阎牛叟赋》云：“一派大江流日夜，卷银涛舞上青山髻。”写长江之雄伟浩荡，意态纵横，精神饱满，不亚于东坡词中对乱石、惊涛所作的生动描写。

（三）      
      陈维崧是清初词坛阳羡词派的领袖。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后人每为扬朱而抑陈，以为竹垞独得南宋真脉。呜呼!彼岂真知有南宋哉?迦陵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填词之富，古今无两。只是一发无余，不及稼轩之浑厚沉郁。然在国初诸老中，不得不推为大手笔。”谭献《箧中词》说：“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辞，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到。嘉庆以前，为二家所牢笼者十居七八。”所言均较妥贴、中肯。清初词坛的浙西词派与阳羡派可谓双峰并峙，各有千秋。据严迪昌先生统计，仅《瑶华集》一书，入选的阳羡词人就占49人，加上释宏伦（见《泥絮词》）和闺秀吴云共51人，竟占江南词人258家的五分之一。（见《词学》第四辑《论阳羡词派》）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无怪当时宜兴被称为“词人之乡”。
      在陈维崧周围的词人比较杰出的有万树、蒋景祁、徐喈凤、徐瑶、曹亮武、任绳隗、吴本嵩、史惟圆、史鉴宗、陈维嵋、陈维岳、陈履端、储贞庆等人。阳羡词派影响深远，有清一代，宜兴擅长词学者有100余人，                      （下转第41页）（上接第47页）传世的词集有数十种。到嘉庆时期，周济的词学著作就有五种之多，为常州词派的重要词论家和著名词人。一直到清末民初，宜兴还成立了白雪词社。清初的宜兴词人，很多是陈维崧的亲属或好友，彼此唱酬频繁，时相过从，颇为密切。而且大都际遇坎坷，落魄一生，与维崧境遇相似，所以词风也相近。他们悲慨苍凉，歌哭无端，或嘻笑诙谐以寄沉痛，或直抒胸臆而无所忌惮，从而形成一种“虬须相见，五岳胸中愤起”的特有的艺术风格，哀啸狂吟，情深气厚，虽嫌粗率，但豪宕之情韵却洋溢于字里行间。
      应该指出的是，清代词坛，人才济济，流派众多。若以词作的数量之丰以及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而言，本文前已述及，应首推陈维崧。然而前人论清词每“扬朱而抑陈”，这显然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像朱彝尊一派的那种“清空醇雅”的词风方属词家“正宗”，而视陈维崧一派的“沉雄俊爽”的词风为“别调”、“非词家本色”。此种观点，实属偏颇。因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文学作品质量的高低首先应视其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如何，而不应囿于传统观念，用一种风格、一种模式要求于风格各异的作家，以至于扬此而抑彼。退而言之，即以词风而论，亦应顾及迦陵词婉约温秀的一面，而不可执其粗豪一端妄加贬损。吴梅说得好：“世之所以抑陈者，不过诋其粗豪耳!而迦陵不独工于壮语也。……婉丽娴雅何亚竹垞乎?”（《词学通论》第九章）马祖熙先生则明确指出：“在词学史上，苏之神骏，辛之雄浑，迦陵之雄肆俊爽，可称鼎峙。”（见《词学》第三辑《论迦陵词》）笔者无扬陈抑朱之意，只是说，以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词派，以其丰富多彩的词作，为我国词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公允的评价。
（作者系宜兴荆溪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