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展堂先生在2010年全国政协开会期间，突发脑中风昏迷，送协和医院3楼ICU病房急救。其时，我也正住在协和医院7楼病房，做一个更换心脏起搏器的小手术

。闻讯后，我即让陪伴我的夫人到3楼病房打听消息，得知医生和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做抢救工作，不容任何人探视。后来我几乎每天都向徐先生身边的工作人员

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得到的回答都是一句话：手术很成功，但徐先生仍然昏迷不醒。
  我天天盼望着徐先生醒来，直到4月2日，我得到最不幸的消息：徐先生驾鹤西归了！4月4日，我带着自己书写的一副挽联，到了我去过无数次的徐先生在北京

的家里———西总布胡同17号，在刚刚布置好的灵堂里，对着他的遗像三鞠躬……之后，我们和他贤惠的夫人王咏梅女士、他的弟弟徐荫堂夫妇、他的女儿女婿

、他的妹妹到客厅小坐。我们小声地、缓慢地、心情沉重地述说自己的哀思。无论室内的陈设，还是外面小院里的景物，甚至连弥漫着的气息，都在给我们一个

明确的启示：徐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仍然和我们相伴在一起。他的潇洒风姿犹存，他的音容笑貌宛在，他做过的一桩桩、一件件大事，他的智慧和豪放的气

魄，他爱国爱港的高尚情怀，他对朋友的慷慨和温情，他的朗朗笑声和滔滔宏论，那么清晰、明亮、生动感人，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为了稳定香港收藏界人心，你要正式发表一个声明!”
  1988年6月，我就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才两个月多一点，就率团访问香港，与华润集团中艺公司签订合作协议。香港收藏界人士知道我去，主动要求和我见面。时

任香港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收藏家组织———“敏求精舍”轮值主席的徐展堂先生邀集同仁，设宴热情款待我们。席间，主宾互相介绍之后，没有多少客套话，

徐先生就举起酒杯，开宗明义地向我敞开了胸怀。他说：“张局长，我们初次相识，热诚希望今后多多联系。当前，我们香港收藏界的人士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随着‘九七’日益临近，香港要回归祖国，到时候，内地实行的《文物保护法》会不会延伸到香港?那时候香港的文物还能不能自由出境?”
  徐先生提出的这个事关香港回归能否平稳过渡的大问题，立即在餐桌上引起热议。我表示，中央关于香港回归的大政方针非常明确，回归后香港实行自己的《

基本法》，内地《文物法》对香港没有约束力，这个问题收藏界的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徐先生尖锐地向我指出：“你不担心，我不担心，可是有许多人担心。

你知道吗?现在有些收藏家已经把自己的藏品打包装箱，准备运到国外。为了稳定香港收藏界人心，你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应当尽快请示国务院港澳办同意，正

式发表一个声明，代表国家宣布：香港回归后不实行内地的《文物保护法》!”
  “敏求精舍”的另一位资望很高的大收藏家葛士翘老先生说：“徐先生是我们团体里的少壮派，快人快语，热诚坦率，意见讲得尖锐些，请张局长不要介意。

”
  我听了这些话，和同行的几位同事交换了眼色，就郑重回答了徐先生的建议：“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由于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管理不善，内地近几年来盗

墓成风，文物走私出境屡禁不止，文物流失严重。多亏香港有一大批酷爱文物的收藏家，把境内流失的文物，择其精华，收藏在自己手中，避免了这些国宝落入

外国，这是不幸中的大幸。香港是个宝地，从文物角度看，它是一个收藏内地流失文物的大蓄水池。我们在实现香港平稳过渡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这个大蓄水池

里的条条锦鲤鱼保护好，一条也不能让它流失。我们回去以后，将向国务院报告香港收藏界朋友们的意见，尽快发表声明，稳定大局。”
  我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来到香港，第一次和香港富有的大企业家兼文物鉴藏家见面，第一次聆听香港爱国之士的诤言，就开始破解如何防止香港文物外流的

难题。这是我访港的最大收获!
  曲终席散，徐先生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没想到你是个明白人、爽快人。我也和他及其他朋友一一握别，衷心感谢他们为保护祖国文物立下的汗马功劳。
  不到半年时间，国家文物局请示国务院港澳办同意后，我向媒体发表讲话，声明“九七”以后内地的《文物保护法》不会在香港地区施行，请香港的收藏家放

心。
  “为了不让香港的文物外流，我豁出去了！”
  我和徐先生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志同道合的挚友。
  1990年12月，我又一次访问香港，同行的有宋北杉和李季同志。此行主要目的是和徐先生深入交换意见，探讨内地和香港如何携手开展文物交流与合作事宜。
  徐先生坦率地对我说：“你发表的讲话，对稳定香港收藏家的人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你个人这次讲话的权威性不够，并且缺少法律保证。要国家专门为

这件事立法，或者在香港‘基本法’中追加这项内容，难度很大，不是你我力所能及的。因此，香港收藏界现在心存的疑虑并未完全打消。有的人把文物送到了

美国旧金山，运输途中有很大损失，后悔不迭。面对这种情形，怎么办呢?我考虑了很久，已决定把我收藏的两千多件文物精品从密室中拿出来，办一个‘徐氏艺

术馆’。我办馆的用意就是向香港收藏家说明：我有这么多的收藏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他还意味深长地说：“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心是很狠的，他们在香港办

教育，规定小学生从二年级就要学英语，就是不让他们知道祖国的历史，直到中学阶段才不得不讲点中国史。以至于现在有的香港青少年还提出这样幼稚可笑的

问题：‘现在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回归后不又成了中国的殖民地了吗?’香港至今没有一家像样的历史博物馆。想想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说到激动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张局长，为了不让香港的文物外流，我豁出去了！”
  听了他这一席话和他所作的重大决定，一个铁骨铮铮、赤胆忠心、爱国爱港、爱祖国历史文化的巨人，像铁铸一般在我钦敬的目光中定格了!
  我把徐展堂所做的一切报告了李鹏总理
  1991年1月19日至29日，我率文物代表团访问印度之后，回到香港，参加“徐氏艺术馆”的开幕活动。
  徐氏艺术馆开设在徐先生在九龙的一座大厦中，每年的事业管理费用约需700万港元，整座大厦的经营收入将尽数用于维持该馆。两千多件藏品都是上等级的珍

品，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外罕见的孤品。据索斯比拍卖行估价，这些文物价值10多亿港元。参加开馆盛典的香港和各国文博界人士，盛赞这样规模的私人博物馆世

界少见。开馆当天，港英政要，文化教育界人士，英国的几位大臣，美、英、日、法、德、瑞士、瑞典、新加坡、台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界名流，内

地的十多位文物专家，共500多人参加了典礼。徐先生在他的山顶豪宅里举行盛大的家宴，将亲近的朋友们聚集在一起，赞誉、祝贺、切磋交流，融融乐乐，置身

其中，分享徐先生的荣耀，共盼香港的顺利回归。
  回到北京以后，我于2月18日给李鹏总理、李铁映国务委员写了一个报告，如实反映了徐展堂先生为保护香港文物、为兴办博物馆事业所做的一切，并如实反映

：“像徐先生这样有爱国热忱与报国之心的人，在香港收藏家中是很多的，他们已经或将要对祖国的文物事业做出自己的奉献。”我在报告中提出：在为香港“

九七”回归做准备的工作中，文物占有一席地位，可以为弘扬民族文化、团结中上层人士、增强港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发挥一定的作用。为此，目前在香港有几

项工作亟待开展：有计划地安排内地的文物去香港展览，以增强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爱国意识；与香港收藏家和新闻出版界合作，把文

物出版事业和宣传报道搞活，逐步扩大民族文化的覆盖面；组织香港、台湾文物收藏家和文博界人士到内地考察文物，参观暂不向外国人开放的古迹、遗址，开

展文物的学术讨论与交流，增进了解，联络感情，逐步吸引他们与我们共担保护文物的神圣责任；等等。
  我的这个访问香港的报告，得到李鹏总理的重视和肯定，他和李铁映国务委员、徐志坚副秘书长都在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
  1992年5月，为了落实我们在香港开展工作的设想，经有关部门批准，国家文物局与华润集团中艺公司合作成立了“香港中国文物咨询中心”。该中心代理国家

文物局及所属单位在港澳台及海外的有关业务，并致力于开展文物咨询服务，包括文物鉴定、鉴赏，提供文物书刊资料，组织文物展览，提供文物复仿制品，举

办文物考察、学术交流活动，等等。这是国家文物局首次在海外成立的一家文物咨询机构，受到香港各界人士的关注。徐先生在中心成立当天的典礼上，兴高采

烈，与霍英东先生等一起为中心揭牌、剪彩。典礼仪式结束后，徐先生在现场签署100万港元支票捐献给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并表示，今后中心开展活动，他将

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国家文物局派去两位熟悉业务、善理交流活动的人员常驻中心。从此，中港两地文物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人员往来逐渐增多，我和徐先生

之间的公谊私交也日益加深了。
  从徐氏艺术馆到徐展堂中国艺术馆的跨越
  徐先生在香港独树一帜创办的徐氏艺术馆，不仅是稳定香港收藏界的磐石，也成了内地和港澳台乃至各国文博界、政界、商界、新闻界、教育界知名人士聚会

与交流的平台。徐先生忙在其中，乐在其中，寄远大志向于其中。他说：“文物欣赏既可以怡情养性，而且对于世界各国民族的和平共处，也起很大的催化作用

。”“中国文物不只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广义来说，也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之一。”本着这个理念，他不满足于香港一馆的建设。放眼全球，中国文物分藏于

世界各发达国家博物馆者不计其数，一时全部收回当然无望，何不促进、资助它们以适宜的展馆将其陈列出来，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了解中国文物的精粹，增

进对中国的尊重与友好。于是，一个在四海七方资助兴办“徐展堂中国艺术馆”、让中华历史文化的旗帜飘扬世界各地的宏伟构想诞生了。
  1991年6月，我接到徐先生一份请柬，邀我偕同内地文物专家到伦敦，参加他在海外捐助的第一家徐展堂中国艺术馆的开幕活动。这个艺术馆建立在英国维多利

亚与艾尔波特博物馆里面，占地面积不大，但展品极其珍贵罕见。徐先生了解得很清楚，英国的这家著名博物馆收藏3000多件中国文物，长期在库房里“睡大觉

”，不为外人所知晓。徐先生向该馆捐赠100万英镑，要求该馆选出中国文物精品陈列在新建的“徐展堂中国艺术馆”里，每件文物必须用中英文对照说明。开幕

当天，英国查尔斯王子出席剪彩，徐先生用汉语发表演讲，艺术馆悬空的横额上赫然写着“徐展堂中国艺术馆”8个汉字，地面有一个图案典雅的圆环，中心是徐

先生夫人王咏梅以遒劲秀丽的楷书书写的馆名。看到这座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里，也能有“中国化”的一天，每一个与会的中华儿女置身其中，都感到光彩、荣耀

。
  香港两大收藏家集团———“敏求精舍”和“求知雅集”的收藏家都来参加那天的盛典，领略中国人的骄傲。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脸上挂着泪花，向媒体盛赞徐

先生的义举。有一位老人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是英国殖民地的子民，在欧人和西方洋人中间，总觉得低人一等，现在伦敦的博物馆里升起了中国国旗，陈列着

让世人羡慕的中国珍贵文物，我们觉得自己的头抬起来了!徐展堂先生为香港同胞争了光，为中国人争了气!”
  从这里开始，徐先生一发而不可收拾，又相继在美国芝加哥博物馆、澳大利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捐款捐物，都建起了以光大中华文明

为宗旨的徐展堂中国艺术馆。
  上海博物馆是中国博物馆群体里的佼佼者，她也凝聚着徐先生的深厚情谊和慷慨援助的心血。徐先生是上博新馆建设海外筹款委员会的主席，在他的倾力协助

下，上博的两位老馆长辛勤奔走，从海外募集了1000万美元，其中有徐先生带头捐赠的100万美元，上博陶瓷馆就是以徐先生名字命名的。
  徐先生在香港还捐赠了两座博物馆：一座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另一座是香港市政局所属的香港文化博物馆。我想特别说明的是，这最后一座香港文化博物

馆是2000年建成的，那时“九七”金融风暴已对徐先生经营的企业造成重创，而徐先生面对挫折，乐观如常，不改其弘扬中华文明的职志，真令人钦佩之至!
  我常想，徐先生举个人之力，收藏数千件文物珍宝，全部公诸于世，又在本港、内地、海外一共创建了8个博物馆，这在中国和世界博物馆发展史上该不该大书

一笔，文博界该不该给他挂一个大勋章呢?
  徐先生不仅是文博界的名流，还是海内外知名的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待人以诚，广结善缘，豁达大度，乐善好施，朋

友遍天下。我和他交往22载，得到他的帮助、支持，大到工作方向的把握，小到生活上的照顾，不可胜数。而他始终不忘旧情，一有机会就邀我参加他组织的各

种活动，把我推荐给他的亲朋好友。他是我的精神支柱之一，一两个月不见就犯思念。我在局长岗位上时，他在香港的海景酒楼就成了我们过往香港的招待所。

我退休后，又成了他在北京家里的常客。我们心心相印，无话不谈，每次见面都能得到感情上的慰藉与精神上的提振。这次全国政协开会，我正准备到他家中做

客，忽然间我们阴阳两隔，好友难逢了，这真是难以忍受之痛!
  国丧梁材，我失益友，悲恸之情难以自抑，兹抄下我写的一副挽联寄托永久的哀思吧：
  一见如故煮酒座论廿载结谊公遽独逝知音再难寻；
  四海八馆捐珍献宝毕生收藏天下共享睹物唯思君。
 （作者系国家文物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