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人丁蜀行

  近年有暇，读了些闲杂书刊，其中不乏有关家乡人事之谈。适逢本市正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宜兴陶都之源的丁蜀，历来与文化有一源万派之缘。今撰此文，作为家乡后学，似有如得遗珍之感。

邹韬奋先生在丁蜀

  当年，邹韬奋先生就读于上海南洋中学，自幼理想是当一名工程师。所以学习特别刻苦勤奋，一直被学校评为“优行生”，以现在的评价就是“三好生”。时在南洋，评为优行生就可以获得奖学金，这对于先生不太富裕的家境来说，犹如久旱之雨。他的升学目标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圣约翰大学。但是，圣约翰大学是有名的贵族学校，且没有优行生可以免费就读的条件。虽然，依先生的条件考上此校较有把握，但昂贵的学费却成了他升学的最大难题。

  事有凑巧，他的一位同级同学葛英帮他解决了困难。葛英先生原名葛念儒，宜兴丁蜀人士。据镇上老前辈介绍，当年葛先生在上海完成学业后曾回宜兴任建设局局长，宁杭公路就是在他任上建成。他的同学赵祖康，任民国最后一任上海市市长。新中国成立时，是赵与陈毅交接了上海市政府。葛英胞弟葛洛儒，当年经赵祖康介绍，曾去台湾工作，后移居美国。他们的侄儿是曾任宜兴市政协委员的葛维彦先生。其时，葛英先生正在代为本族“葛德和号”物色家庭教师，同学相聚，得知韬奋先生正为升学学费犯愁，就竭力推荐先生来丁蜀执教。

  韬奋先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是在放年假的时候，他们打算请我去教半年，准备那三个小学生能在第二年暑假考入学校。为特别优待我起见，他们自动建议每月送我‘束修’四十元，来往盘费由东家担任。这位东家虽还拖着一根辫子，年龄已达六十几岁（即丁蜀陶业界有名的葛德和号的葛逸云先生），对我这个青年“老夫子”却表示着十二万分的敬意，他的那样谦恭诚挚的盛情厚谊，实在使我受到很深的感动。”

  作为一介书生，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与素昧平生的人打交道，确是不易之事。但丁蜀有幸，韬奋先生来了。他这样叙述到丁蜀的情景：“我的这位东家葛老先生亲自到上海把我迎接去。由上海经宜兴县的蜀山镇（即丁蜀镇），要坐一段火车（经无锡）再乘小火轮。他都一路很殷勤地陪伴着我。蜀山是一个小村镇。葛家是那个村镇里的大户，他由码头陪我走到家里的时候，在街道上不断地受着路上行人的点头问安的敬礼，他也忙着答谢。这情景是我们在城市里不易见到的，倒很引起我的兴趣。这个村镇里没有邮政局，只有一家杂货铺作邮政代理处，我到了之后，简直使他们忙了起来。”

  学业开课后，韬奋先生这样叙述：“终日所见的除老东家偶然进来探问外，只是三个小学生和一个癞痢头的小工役。三个小学生的年龄都不过十一二岁，有一个很聪明，一个稍次（葛怀诚、葛雅诚先生），一个是聋子（葛雪琴先生）。他们的性情都很诚挚笃厚得可爱。每看到他们的天真，便使我感觉到愉快。所以我虽缘入山隐居，但有机会和这些天真的儿童朝夕相对，倒不觉得怎样烦闷。出了大门便是碧绿的田野，相距不远的地方有个山墩，我每日下午五时放学后，便独自一人在田陌中乱跑，跑到山墩上瞭望一番，这种赏心悦目的自然界的享受，也是城市里所不易得到，比之到公园去走走并无逊色，有的时候，我还带着这几位小学生一同出去玩玩。”

  关于韬奋先生在丁蜀执蒙学，他的学生葛怀诚在回忆中写道：“私塾的教学内容是四书五经，教学方法是背诵与体罚。韬奋先生与此完全不同，他在讲解时循循善诱，允许学生提问，在布置作业时先解释题旨，与学生讨论一番，对完不成作业者不加体罚，相反进行启发、诱导。学生做好作业，他经常与学生谈心，外出在田间散步。师生之间感情融洽。学生不再视书房为畏途，学业进步较快……先生所教，教本改用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作文不再言必道先皇而重论证事实，力求行文流利顺畅，经先生修改后，再当面讲解修改的理由。数月后，我们做一篇数百字的作文已不吃力。此外，还添教算术、英语等课程。”

  对这段教学经历，韬奋先生谦逊地认为：“自己未曾受过师范教育，所以怎样教小学生只得‘独出心裁’瞎干一阵。指导作文，每出题必先顾到学生所已吸收的知识和所能运用的词汇，并与学生讨论一番，这样他们落笔，便有‘成竹在胸’之感。”韬奋先生的独出心裁，即使放到教育改革已深入开展三十余年的今天来讲，仍是我们所孜孜追求的理念。

  半年后（1919年夏），韬奋先生离开丁蜀回上海继续深造，成功地考上了圣约翰大学。他的三个学生中，葛怀诚考取圣约翰附属青年会初中一年级，葛雅诚考入交通大学附属小学，葛雪琴进了宜兴蜀山东坡中学。

  这就是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政论家、民国“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先生与丁蜀的一段情缘。

左联作家“丁山集会”

  1936年，邵荃麟、张天翼、叶以群、吴祖湘、刘白羽、蒋牧良、王惕之等一批左联作家云集丁山（即丁蜀），时称“丁山集会”。他们来丁蜀，要从著名作家葛琴先生谈起。

  葛琴，邵荃麟夫人，笔名柯琴，丁蜀白宕人，是一位朴实、正直的女作家。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在和平年代无私奉献的坚强女性。她的父亲是丁山小学创建人之一的葛沐春先生。葛琴自幼喜爱文学，追随革命，所著《总退却》由鲁迅先生作序，并鼓励：“努力吧，二十年。”热情激励这位年轻的文学新秀。在上海读书时，受张闻天等革命家的影响，于1926年加入共产党。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有她矫健的身影。1927年“四一二”政变当天，上海十万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示威游行，葛琴身列其中。大革命失败后，她辗转于江浙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交通员。

  “一二·九”运动后，党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也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信念。1936年春，葛琴邀请邵荃麟、刘白羽、张天翼等党内外作家到丁蜀来，交流感情、畅谈写作。

  作家孙瑞珍的回忆录这样描述“丁山集会”：“丁山位于美丽的太湖之滨，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价比起大都市上海、杭州等地便宜得多，又可以稍稍躲避一下敌人的盯梢。因此，左翼作家把丁山作为创作根据地来来往往。丁山是葛琴的故乡，地熟人也熟，有关事情都由她一手包办，伙食办得很好，顿顿有鱼虾，餐餐有鸡鸭，这对于穷困惯了的左翼作家们，是多么大的享受呀。”

  “丁山集会，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个人的创作计划，进行写作，并通过自由讨论的方式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提高创作水平，大家各抒己见，情感交融。一位老作家回忆这段往事，仍然十分留恋，他说当时也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和后来的批评不一样，那时的批评，使人感到热乎乎的，越批评越觉得自己对革命有用。他还说，葛琴当时也写了几篇，其中有一篇叫《窑场》，对别人的意见，她虚心听，态度严肃认真，她不大批评别人。”

  “讨论和写作之余，作家们还常常乘小船在广阔的太湖上荡漾，高唱《国际歌》，畅谈苏联、列宁，畅谈理想、未来和前途，这对于长期被白色恐怖包围的作家们，在精神上是多么大的解放，又是多么富有诗意！”

  丁山集会不但在老一辈革命作家的心目中留下十分美好的回忆，也给镇上年岁大些的老人们留下很多记忆。当年这些作家来到丁蜀后，住宿由葛琴父女帮助安排在现在的华都商厦对面，当时这里是一座空的厂房。此房原为范姓祖宅，后来由丁蜀窑户鲍耀生接下此房。其中张天翼先生见丁蜀人制陶很有趣，经常到一位徐姓师傅的工场里“糟泥凳”（即玩泥制陶），他当时是否做出过一、二件陶器，已无从考证了。经过一段时间后，因当时丁蜀仍属小地方，突然来了这么多陌生人，引起了多方注意，大家暗中议论这些人来头不小。渐渐地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于是葛琴他们便离开丁蜀奔向新的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邵荃麟任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等职，“文革”中于1971年冤死狱中；张天翼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儿童电影《宝葫芦的秘密》以他的同名小说改编；刘白羽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中共八次代表大会代表，作品《长江三日》被选入高中教材；吴祖湘任中国作协理事，清华、北大教授，北京市文联主席，《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叶以群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副主编；蒋牧良在总政治部文化部工作，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中国作协湖南分会副主席；王惕之，中共早期党员，大学教授。

  尽管这些中国文艺界的精英，分别在“反右”和“文革”中屡经摧残，但他们对党的忠诚和事业的信仰始终不渝。葛琴，丁蜀人民的优秀女儿，最终也熬过了苦难，得到了公正的待遇，于1995年1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丁蜀镇地处三省接壤之处，水陆交通方便，且兼陶瓷特产之长，经济历来较为发达。拿现在的流行话来讲是“左右逢源，遍地金钱”。但假若某地财源茂盛而没有文化涵养作底蕴，那么这种地方最多只能有歌厅酒肆的浮华。所幸我丁蜀前辈注重“振新文治，培植人才”（东坡书院碑文），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让子孙后代就学读书；宁可自己担惊受怕，也敢于支持子女奔向正义和光明。这样一种心态日积月累，就沉淀了文化的底蕴。这样的底蕴就如一棵叶茂根深的梧桐嘉树，常常有凤来仪。

（作者系市政协之友联谊会成员）